楊公驥，原籍河北正定縣，生于1921年1月16日。父親是北洋軍軍官，常年在外；楊公驥出生時母親難產而死，由祖父撫育長大。祖父是他的啟蒙教師，這位清末秀才不僅博覽中國古籍，而且醉心于西學，時常教誨自己的孫子說：“不廣學博識則無可融會，無可融會則無以貫通?！庇终f：“不博則不能通，不通則不能精?！薄安煌ò俳洠荒軐Ｒ唤洝！彼岢x書，但反對以學問牟取個人名利的行徑，曾在楊公驥硯臺背面鐫刻八句銘文：“無知寡識，盲瞽一生，廣知多識，耳聰目明。人生一世，貴在博通，以學射利，市井之行?！边@硯臺在抗日戰(zhàn)爭的大轟炸中丟失，但這銘文卻被楊公驥刻記于心，并對后來的治學產生影響。
1933年，楊公驥只身在長沙受中學教育，被學習中的疑難所牽引，涉獵的科目極其龐雜。例如，當時歷史學界正在爭論中國歷史的發(fā)展階段，說法不一。他參閱了各方的文章，為了判斷爭論中各方所持論點的是與非，于是就跟蹤學習，閱讀金甲文、殷墟發(fā)掘報告、考古學、經濟學、希臘史、馬克思主義等方面的著作文章。當他以后從事人文科學的研究時，這些不意中得之的知識都成了庫存的有用材料。
最初指導他閱讀魯迅著作的，是小學老師張同人先生。他將那個階段所出版的魯迅文集都閱讀過，思想深受其影響，開始正視慘淡的人生，并很自然地開始學習起革命的社會科學理論。與此同時，現實的見聞也促進了他的思想變化，加深了他對魯迅雜文、進步小說、社會科學著作的理解，使他走向革命的道路。
在此期間，他越發(fā)討厭上小學時校長王先生擅自給他改的名字——楊振華。他暗想：中華豈是我個人能振的?我又何嘗想過有朝一日自己威震中華！名不符實。所以，他16歲時便給自己起了個名字——楊公忌。這三字是截取《皇歷》中的“楊公忌日”而來。據《皇歷》所載，每月的頭一天是“楊公忌日”，此日“十兇大敗，諸事不宜”，“百事禁忌”，犯者“身亡家破”。他當時之所以自命“楊公忌”，其涵義有兩方面：其一，為了反抗那萬惡的社會，為了人民的解放事業(yè)，不求個人名利，不計得失，寧愿承擔種種風險而在所不惜；其二，所謂公忌，兼寓魯迅所說的“橫眉冷對千夫指”之意，以此表示自己不畏公論，不循世法，不怕流俗嫉恨。當然，以這樣驚眾駭俗的刁鉆古怪字樣為名字，也充分表現了他少年時代傲世嫉俗、玩世不恭的情調。
楊公驥在中學幾次轉學跳級，1937年考入武昌中華大學。這時抗日戰(zhàn)爭已經開始，父親要他到大后方按部就班地讀書，準備將來出國學習。但是，他卻違背父親旨意，在1938年6月，徒步到達延安，投身革命。同年在陜北公學參加中國共產黨，時年17歲。在此之后，與家脫離關系，音信兩絕。
在延安，楊公驥曾先后在陜北公學、魯迅藝術學院學習，做過青年工作，當過文化教員，也開過荒，種過地，紡過線。這時期主要是學習馬克思主義，認真地讀大部頭的原著，這為他以后的治學態(tài)度、治學道路、治學方法、治學能力打下了基礎。
抗戰(zhàn)勝利后，楊公驥被派往晉察冀邊區(qū)的張家口。他志愿從事工人運動，于是被分配到宣化市新華煉鋼廠從事工會工作。1946年秋，中央調干部充實東北解放區(qū)，他在抽調隊伍中。行前向摯友吳波告別，吳波對他說：“你已經長大，別再調皮了，改個名字吧!這次到東北地區(qū)工作，別再叫這可怕的名字嚇唬東北老鄉(xiāng)了。魯迅詩‘橫眉冷對千夫指’固然是好的，但更重要的是，一個革命者應該老老實實無聲無息地埋頭苦干，甘心做一頭為人民服務的老黃牛。不過你的性格與牛不大相類，那就做一匹為人民服務的馬吧！”于是，吳波根據“忌”字的諧音，提筆為他改名叫做楊公驥。并囑咐道：“古云‘驥不稱其力，稱其德也’，希望以后在德上多下工夫?！睆拇艘院?，他便以“楊公驥”為名字。
楊公驥與摯友在陶然亭合影（左一）
1946年初冬，他來到東北解放區(qū)的哈爾濱。東北局分配他到東北大學任教授。1947年又任國文科副主任(主任是吳伯簫)。在此期間，楊公驥講授過許多門課，計有“文章選讀”“中國文學史”“國學概論”“語言文字學概論”“社會發(fā)展史”“中國通史”“中國近代經濟”“‘五四’思潮”等。
東北大學1948年遷至吉林市，1949年遷至長春市，與東北三省原6所大學合校，1950年4月1日改名為東北師范大學。這個時期，楊公驥在中國語言文學系擔任文學教研室主任，講授中國古代文學史；在歷史系擔任中國史教研室主任，講授中國古代史。
1948年秋，發(fā)現吉林西團山新石器時代遺址，楊公驥組織當時歷史系部分師生在課余從事初步發(fā)掘。1949年春，在《東北日報》上發(fā)表《吉林西團山新石器時代遺址發(fā)掘報告書》。除公布了西團山人的頭骨示數和出土文物的品屬外，還將在西團山發(fā)掘出的與古代黃河流域型制相近的陶鼎、陶鬲制成圖版予以公布。郭沫若讀后，于1949年1月25日在致當時《東北日報》主編的信中寫道：“這是一篇很有價值的學術性的文字……方法正確，態(tài)度謹嚴，敘述翔實，見解審慎，很能實事求是……關于陶鬲陶鼎之普遍出現似應特別重視。舊時人習視關外為化外，日寇更有意特殊化，把各種出土古物隱匿歪曲，我們現在應該盡力根據地底事實打破這些觀點，應強調關內關外在史前就是一家。建立這種新史觀，我們是有充分的根據的。”我國考古學界根據西團山出土文物的特征，將它定名為“西團山文化”，為學術界公認?！秷蟾鏁返玫絿鴥韧鈱W者的重視，曾被蘇、日等國轉譯或介紹。1949年冬，中央人民政府委派裴文中、賈蘭坡、李文信等和楊公驥組成西團山考古隊，從事第二次發(fā)掘。
1948年，楊公驥開始撰寫《中國文學史講義》，這部講義的第7稿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，名為《中國文學》第1分冊。1959年新中國成立10周年大慶時，該書被定為向國外的推薦書，曾被東西方學者所引用。此書突破了當時流行的“左”的狹隘文學理論，對文學史內容作出獨到的精辟論述，提出以往一般文學史所沒有的甚多創(chuàng)見。
在撰寫《中國文學史》講義過程中，他的工作極其繁重。白天給中文、歷史兩系講授兩門不同的課，有時課外還要帶領學生挖山考古。夜間備課后，就整理研究出土文物，同時還為了查閱日文資料而突擊日文。這樣一來，就養(yǎng)成了熬夜工作的習慣，常常通宵不眠，精神不支時便用濃茶、烈酒、關東煙刺激一下。如此這般，連續(xù)了10年。由于常年熬夜，損害了他的健康，剛過30歲，血壓便開始升高，37歲時發(fā)生腦血栓，接著害起心臟病。病中還躺在床上注釋、考據1953年他在《敦煌綴瑣》中發(fā)現的唐代民歌，使用并征引了《唐六典》《唐大詔令》《唐律疏議》《冊府元龜》《唐會要》等，《唐代民歌考釋及變文考論》一書于1962年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。
在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，楊公驥還有一系列論著在學術界引起強烈反響。1950年發(fā)表《漢巾舞歌辭句讀和研究》。1956年，楊公驥受中央教育部委托編寫部頒《中國文學史教學大綱》(隋唐五代部分)。
楊公驥自1953年便被任為研究生導師。1956年定學銜時，通過中央教育部專家組評審，被任為國家二級教授，時年35歲。至“文革”前，共培養(yǎng)出研究生19名，他們在10個省任教，成為各高校的教學和科研骨干。
“文革”期間，楊公驥受到不公正待遇，出現腦血栓，左肢癱瘓。1969年隆冬，全家到長白山區(qū)黑瞎子嶺下靠山屯插隊落戶。他又將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認真仔細地通讀數遍。由于對中國社會主義前途抱有信心，情緒上保持穩(wěn)定，身體反而逐漸好起來。他在鄉(xiāng)村住了4年，和一些老農成了朋友，朝夕相處，借此作了些社會調查，收集了一些民間故事和地方傳說，還記錄了一些方言、俗語、俏皮嗑、歇后語、匠人切口、山林行話。
1973年，有位白發(fā)老學生遠道前來看望他，對他落淚道：“老師少年時便參加革命，想不到老來時，下場竟如此狼狽。早知如此，就悔不該當初了吧?”他回答說：“革命是歷史的必然道路。中國只有這一條道路可行，我也只有這一條道路可走。假如我再重新生活一遍，我還會照舊這么干，心甘情愿，毫無悔意?！彼麑⑦@次問答在信中告訴了摯友詩人公木(張松如)，公木當即贈詩三首，第一首寫道：
一從結發(fā)讀宣言，便把頭顱肩上擔。遵命何如革命易？求仁自比得仁難。
窮途未效阮生哭，晚節(jié)當矜蘇子堅。問俺早知這么樣，早知這樣也心甘。
1972年，落實政策，楊公驥不再作為審查對象。直到“文革”結束后，才又承擔工作，并發(fā)表一系列重要論文。1978年，在《社會科學戰(zhàn)線》發(fā)表語言哲學論文《漫談楨斡》(詞根探索之一)。他不同于中國傳統(tǒng)的研究方法，而是將人的實踐、思維、語言三者聯系起來進行哲學性探討，對學界有極重要的啟發(fā)。1980年在《東北師大學報》發(fā)表《考論古代黃河流域和東北亞地區(qū)居民“冬窟夏廬”的生活方式及風俗》(民族民俗學札記之一)，文章資料多，證據足，論斷謹嚴，見解獨到，受到歷史考古界的重視。
1978年以后，楊公驥先后承擔國家和國家教委哲學社會科學重點項目“先秦兩漢文學史”“先秦兩漢大文學史”兩個課題，雖然由于健康原因，這兩個課題未能最終完成，但他提出的指導原則卻是高瞻遠矚而又切實可行，凝聚了多年研究的心血。
先秦兩漢文學學術討論會合影（第二排 右四）
1981年，經國務院組織專家評議，楊公驥被任為首批文科博士研究生導師，后又被聘為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一屆學科評議組成員。自1982年起，先后招收4屆8名博士研究生，曾同時分別指導3屆6名博士生。1989年5月，開始招收第5屆博士生，由他擬定筆試題目，并在5月12日主持進行口試。他樂觀地表示，本屆考生素質很好，爭取多招多留，充實我系古典文學研究隊伍。這是他生前主持的最后一次研究生考試。在招收博士生之前，他還在1978年招收5名碩士生，1981年全部畢業(yè)。
1981年，楊公驥教授被聘為第一屆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
楊公驥作為博士生研究生導師參加學位論文答辯
楊公驥歷任中國文聯全國委員、中國作協會員、中國民間文學研究會常務理事、中國古典文論學會理事、吉林省社聯副主席、吉林省文聯副主席、吉林省作協名譽主席，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吉林分會主席、吉林省民俗學會理事長、吉林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等職。他一貫堅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、觀點和方法指導學術研究，是國內外久享盛譽的堅定的馬克思主義學者。他1938年參加中國共產黨，雖然歷經坎坷，但革命意志從未消歇，相反，馬克思主義信仰愈加堅定。他敏銳地覺察到了文藝理論戰(zhàn)線出現的各種思潮，并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、觀點、方法及時地做出了反應。
中文系教授楊公驥指導博士生
他對晚生后學是慈祥的、寬厚的，但在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問題上一絲不茍，憑著深厚的理論素養(yǎng)和廣博的學識，在許多方面科學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。他堅決捍衛(wèi)馬克思主義的理性傳統(tǒng)，提倡文藝必須在高層次上表現人的價值。1978年在討論形象思維時他尖銳指出：“思維是一種理性，導向理性的認識。說形象思維主要是感性思維，這本身就自相矛盾?！彼研蜗笏季S看做理性統(tǒng)轄下的一種思維樣式，反對在理論上把人的感覺抽象化、非社會化。正當文藝界有些人極力主張表現人的本能時，他以大量事實雄辯地論證，性、吃、視、聽等人類最基本的本能都不是純粹的生理本能，不是自然的、人類的，而是社會的。楊公驥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學者，他要求自己的學生堅持馬克思主義，同時又提醒說，對于當代新思潮、新理論不要盲目拒絕、一律排斥，而應采取冷靜分析、批判吸收的態(tài)度。正如他在《〈論文學的主體性〉讀后感》一文所說：“馬克思主義是科學，而且是集真理之大成的科學。它過去曾吸收歷代積累的科學成果，猶如大海，‘百川歸之’。它將來也會吸收即使是最微小的科學成就，猶如大海，‘不辭細流’?！彼疡R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看做開放的、常新的，可以隨時用新的科學成就加以補充，但在體系上任何學派都無法取代它。他堅持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辯證方法，并且貫徹到自己的學術實踐中，論述了一系列對立因素的辯證關系，如：理性與感性、現實與浪漫、科學與幻想、人化物與物化人等等。
楊公驥先生80年代在寓所書房
楊公驥晚年生活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，雖然年老病重，但益加勤奮，帶著心臟起搏器終日工作。因心臟病突發(fā)，經搶救無效，于1989年6月7日23時15分不幸在長春逝世，享年68歲。
楊公驥是一位徹底的唯物主義者，生前經常重復恩格斯的這段話：“唯物主義的世界觀不過是對世界本來面目的了解，不附加任何外來的成分?！痹诎雮€多世紀的革命生涯中，他遵循這一宗旨身體力行，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。在他告別人生的遺囑中，體現了同樣的大徹大悟：“不要打擾別人，怎么來怎么去；不整容，保持真面目；不送花圈、挽幛；不向遺體告別、不開追悼會?！彼\乘化，走得沉靜安詳。后事一遵遺囑，莊嚴肅穆，簡單樸素，然而，前來吊唁送靈的人群絡繹不絕，真可謂“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”。
（本文摘自李炳海的《楊公驥》，見《群星璀璨——我們心目中的東師名人》，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，388-399頁，由高源編輯整理。）
